有人将此视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读书》杂志为代表的优美文风的一个告别式。我则并不那么悲观。我以为，一种优美文风，正如潮之起落，月之圆缺，不可能总是圆满，却也不容易真的消逝。到一定时候，它又会重现光华。中外历史上，有“古文运动”，有“文艺复兴”，这都是借过去时代之文、之艺，推动今日文学、艺术、思想之变革，而同时，也意味着早已湮没的文风的重现。
专家之上的文人
长年避居南通一隅，一向少与外界交往的辛丰年先生，会被那么多读书人所关注、所仰慕，确与《读书》杂志有关。
1987年1月，三联书店推出辛丰年先生第一本书：《乐迷闲话》，副题为“欧洲古典乐坛侧影”。此书小小巧巧，十万余字，内分十章，含闲话钢琴、闲话小提琴、闲话唱片音乐文化、闲话乐谱等等。这是很好读的书，叙述清浅生动，充满西方音乐故事。此书印数不低，初版印了一万册，当时一般图书印数早已急转直下。严格地说，这是一位大文化人听乐和读书的笔记，它的正确身份，应属“书话”（作者在前言中告白：这是他研读三种音乐百科全书式英文著述的随记）。当时多看成一般的普及音乐知识的书，未引起特别关注。
真正让人注意这位作者奇特价值的，是他从1989年7月起在《读书》开设的专栏：门外读乐。虽说“门外”，但一下笔，就显得十分专业，而且中西兼通，娓娓而谈，跌宕有致，兴味盎然。第一篇《读曲听心声》，说自己是西乐迷，但在小小的藏书中可以找出三本《梅庵琴谱》，第一本印于六十年前，第二本是1958年重印本，第三本是近年出版的；此外，在“文革”劫灰中还损失了两本，所以，这一琴谱他共有过五本。这开头十分抓人。随后写了四十多年前的往事，他二十多岁，原本是乐盲，忽然发现了西洋音乐的美好天地，又被古琴所吸引。他不信“古琴最难学”，也不信“梅庵”天书难解，就凭着王光祈一本《翻译琴谱之研究》，硬把书中一些小品翻译成五线谱，并借来一张“声如木石”的旧琴，开始自弹自赏。这以后没再接触古琴，主要兴趣也在西方古典乐，可每逢爱乐知己，总要怂恿人家听琴，因为他发现：不听古琴，就不会相信世上还有西方管弦乐所不可取代的奇妙乐器。接着写了他听《平沙落雁》和《潇湘水云》的亲身感受，尤其是后者，写得惊心动魄，结合了他在上海“孤岛”时期观史剧《正气歌》的体验，点出了音乐中的巨大内涵。他的文章是真正的美文，通篇是有情的叙述，几乎找不到抽象的概念，但其实包含着深刻的理论，只不过如盐之在水，自然消融于骨子里了。他说，听乐而能引起“共振”，正如读画能感受到“湿闷空气”或“觉有暗香袭来”，这心理效应可以得到解释，并不玄虚。古乐产生于历史，“历史感犹如电击”，这是“乐中之史”，是它能打动人的深层原因。作者在这第一篇专栏文中写下的话，透露了他一生思考的大问题，这在他晚年又有重要发挥，可惜未能做成更大的文章。后文对古琴曲的逸佚与琴师的“手传心授”，以及古琴的生产制造以至“壮胆革新”，也谈了很内行的意见（他认为古琴上弦是麻烦事，似可改弦更法），这些意见显然经过深思熟虑。下面这段文字，在他笔下是颇具代表性的：
我之所以说琴有特殊功能，别的乐器不能及，根据在于：它虽然靠弹拨来发音，却能在不设品、柱的指板上通过移指、滑指的办法来变动其音高，从而取得完美的“圆滑奏”（legato）效果（但又不像“单弦拉戏”之类的单纯模拟唱腔与语调），向歌吟之声靠拢，有利于发挥歌唱性。再加上它能运用“散、实、泛”音不乏音响的对比与衔接，变幻其音色与浓淡。而“吟、猱、绰、注”等多种指法的应用，既强化了歌唱性，又形成了特殊韵味。初听古琴，会觉得它的音响并无耀眼的光彩（竖琴则相反）；熟听，便像水墨画的“墨分五彩”，色调复杂微妙。种种特色，综合成了古琴的语言……
这种文字，没有大量听乐感受不行，没有对琴的亲手操作，没有对音乐原理的深入了解，也不可能写出。后文还有更精彩、更意想不到的内容。他在说尽古琴的好处后，忽又提到对“骸骨迷恋”的警觉：古乐虽好，毕竟只是“单音音乐”，中乐自古就是“旋律单线条的平面织锦，不曾演进为多声的和声复调”。这真是点到了民乐的要害！当然能说出这一点的专家必定很多，他的可贵和独特处，是从往昔大量的阅读中找出了既易见又稀缺的材料。其一是明人张岱《陶庵梦忆》中有《绍兴琴派》一文，谈到“四人共弹”时得意非凡，作者认为这恰是古人见识僻陋之处：“哪怕百人百琴如出一手，又如何？齐奏而已，无非放大了音量。”其二是清人刘鹗的《老残游记》，其中有老残之弟夜访黄龙子一节，从无人道及，写的却是一场“室内乐”，此乃“多声合奏而非齐奏”，作者认为，“在中国写乐的文字里，怕还是头一次哩”。读到这里，不能不让人感到深深的满足：我们读出了作者之博之杂，又读出了他的深和专；文字是那样优美雅致，表面不涉理路，其实有深刻的思考在层层推进，全文仍以见识取胜；读来情感起伏，多有所获，却又思路大开，遐想不止。读谁的文章能有这样的满足感？我想到的第一人，就是知堂。但知堂散文有时过涩，门槛更高，排斥了许多初遇的不适者，辛丰年的文字更显平白温润，更具亲和力。
第二篇专栏文是两个月以后，发在1989年第9期《读书》上的《如是我闻贝多芬》，从四十多年前自己初听《月光曲》展开全文。他在“文革”中被发配充军时，还斗胆夹带了两本交响乐的钢琴谱，以及一部俄文版“贝传”（作者是曾任法国总理的赫里欧）。从这样的传奇经历写到长期“听贝”、“读贝”的感想和思考，此文同样引人入胜。第三篇《一花一世界》，发表于同年12月号，写一组迷人的音乐小品，其中有《回想》，有《少女的祈祷》，有舒伯特《音乐的瞬间》、贝多芬《致爱丽丝》、门德尔松《春之歌》、圣桑《天鹅》……文章和这些小品一样可爱。到这时，辛丰年当真抓住了大批有心的读者。
人们这才由这个陌生的名字，由这个神秘的作者，反观他前几年出版的那本《乐迷闲话》，也才发现了它和普通的音乐知识普及读物的不同。
是的，那时出了不少谈音乐的书，除音乐圈内的专业书外，还有两种较受欢迎：一是音乐专家写的普及书，比如像钱仁康教授介绍交响乐的小册子；二是作家写的谈音乐文章的合集。对后一种，音乐圈内是不予置评的，也就是说，与之严格划清界限。可是，我就亲耳听到过钢琴家赵晓生和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杨燕迪对辛丰年先生文章、著作的盛赞，前辈音乐专家吴祖强还曾为他的集子写序。这是为什么？很简单，因为他们看得出这是具有专业水准的文章；然而它们不同于音乐专家所写的，它们谈音乐，也谈音乐以外的种种，将音乐与整个人类文化联系了起来。中国本来有着悠久的文人传统，进入现代社会后，专家的重要性日益显现，但“五四”后那些大知识分子，包括鲁迅、胡适、周作人、钱钟书等，既是专家又是大文化人，是“专家之上的文人”。他们的存在，对保持一个时代的高尚的文化氛围至关重要。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读书》杂志周围那批优秀作者，如吕叔湘、费孝通、张中行、金克木、舒芜、黄裳等，无一不是专家之上的文人——辛丰年也是其一。后来《读书》改弦更张，有一段时间努力突出“社会科学”，强调“专家化”，让年轻一代“专家”挤走“文人”，致使销路渐跌，刊物也没以前好看了，直到十年后才发现缺失并再作变更。其中如有失误，也就是看差了一点：专家之上的文人，事实上高于专家——那是须专家们修炼多年才可能（不是都能）达到的境界！
奇特经历，低调为人
在人们只知辛丰年之文而不知其人时，在复旦大学发生过一件趣事。中文系的吴中杰教授听说在读博士生严锋的父亲从南通来，住在校内，这位老人很懂音乐。吴正愁找不到行家给自己的研究生谈谈音乐，就让严锋去请他父亲讲课。不料两天后严锋来报，其父不善交际，怕见生人，已逃回南通去了。到这时，吴教授才知这位老人就是辛丰年。他也因《读书》而迷上了辛丰年的文章，还向学生们推荐过辛丰年的书。不久后，吴教授由严锋陪同，专程到南通拜访了辛丰年，写出了《市嚣声中听雅乐》，发表在《文学报》。人们对辛丰年的了解，最早就是通过吴中杰文章和严锋的《辛丰年其人》（又题作《我的父亲辛丰年》，曾作为《辛丰年音乐笔记》代序），以及《读书》编辑赵丽雅（即扬之水）以于飞笔名发在1994年第9期《读书》上的《辛丰年和Symphony》。
辛丰年本名严格，这一笔名取自英语单词交响乐（symphony）的音译。据严锋说，辛丰年的父亲是个小军阀，曾把大军阀孙传芳从死人堆里背出来，做过孙的混成旅旅长、上海戒严司令和淞沪警备司令。后来下野，就在上海淡水路法租界做寓公。辛丰年和他哥哥小时候的家庭教师中，就有后来的复旦大学教授王蘧常。对于上一代，辛丰年有根深蒂固的羞耻感和赎罪心。1945年4月，他从上海乘小船到苏中解放区，参加了新四军。他先做文化教员，后又到文工团工作。他是个老而不大的干部，新中国成立后实行行政级别制时，就一劳永逸地被定为十五级。几乎所有的老战友都说他对工作极为勤勉认真，对理想和事业也无限热忱。然而在“文革”中，因为说了几句关于林彪集团的话，便被打倒，开除党籍、军籍，押送回乡，在砖瓦厂接受监督劳动。到了晚上，他就读鲁迅和《英语学习》等书。看书累了，就拿出小提琴拉几段，经常拉的是萨拉萨蒂的《流浪》和马斯南的《沉思》。林彪倒台后，得以平反，复员改转业。本可官复原职，但53岁的他提出提前退休，他要把过去的损失夺回来——这损失就是时间，自己的时间！退休手续办完，他拿一根扁担，用补发的工资到新华书店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鲁迅全集》《资治通鉴》《艺苑掇英》《文物》杂志……全买回来。要看的书实在是太多，连吃饭时间他都在看书。还有就是听音乐。先是听韩国短波台的古典音乐，以后买了盘式录音机，又买了夏普四喇叭“立体声”，接着每天大录特录上海调频广播台的古典音乐。到1994年，有了CD唱机。因许多唱片买不起，他买了大量乐谱。读乐谱，可以演绎最新最美的演奏——那是在自己头脑中；当然最好能用乐器摆弄一番。1986年他买来一台钢琴，63岁的他开始学琴，一上来就弹舒伯特、弹肖邦。他学琴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增进对音乐的理解和体验。也就是在读书、听乐和练琴时，他开始酝酿一篇篇“门外读乐”的美文。
关于他的读书，有一点不得不说。他学历只有初中二年级，一切靠自学。他能通读俄文，精于英文。就在办好退休后，有朋友从远方寄来一部厚达1187页的原版《牛津乐友》（这就是《乐迷闲话》前言中提到的《牛津音乐指南》），书是从图书馆借的，限期归还。他一看真是好书，便如饥似渴边读边抄（那时还没条件复印）。因写中文比写英文快，他就读英文，写中文，就在最短的时间里，把这部厚书完整摘译了一遍，从而大大提高了阅读和翻译的水平。据杨燕迪说，辛丰年还曾借了保罗·亨利·朗的英文原版《西方文明中的音乐》，全本复印（复印件重达十几公斤），细细研读。此书后由杨燕迪等译成中文，有120万字。这位低调的老人，在南通尽其可能寻找全世界最好的音乐和书，用自学的英语读、抄、译……并将其中最好的内容，拌和着自己的艺术体验与生命体验，精心结构，反复推敲，奉献给天南海北从未谋面的同好。所以，他的文章，虽不离乐，却都是广义的“书话”。这也就是他《乐迷闲话》《如是我闻》《钢琴文化300年》《辛丰年音乐笔记》《不朽的人与乐》《处处有音乐》等等著作的来源。
“历史中的声音”
怎么也没想到，自2006年起，我有幸成为对晚年辛丰年来说比较重要的一位编辑。我开始主编《文汇报》副刊“笔会”，很快收到严晓星转来的文稿《书架即景》（这篇名是我编稿时代拟的）。文章极好，写的是去年一年所读的几本书。一看文末署名：辛丰年！顿使我大喜过望。文章很快在头条位置发出，由此我和他取得了联系，主要是通信，也不时打个电话，有重要事则请晓星兄跑一下腿。那几年里，辛丰年几乎所有的文章都由我处理了，他写来过十余篇稿子，短的一千多字，最长的有四五千。开始时一年会有三四篇文章赐我，到后来，越写越慢，半年才能写成一篇，最末一篇《咀嚼〈陶庵梦忆〉》，两千二百字，发表于2009年5月，差不多磨了一年。他作文之认真、艰苦，到这时我才有真切体会。
当初一读《书架即景》，我便被感动了。他因自己能读到两本英文原版巨帙——古德曼著《莫扎特传》（1999年版，900页）和托德著《门德尔松音乐传记》（2003年版，700页），深深感恩：“短短一年中竟有偌大眼福，对一个渴望新知然又无书可借的乐迷兼书迷来说真是交了好运！”又因儿时读过伍光建译本《克阑弗》，六十年来常盼重读，这年不仅读到，还找来英文原版对读，进而得陇望蜀：“是否在老眼昏花的暮年再读到他译的《孤女飘零记》(即《简·爱》，茅盾所激赏)、《狭路冤家》(即《咆哮山庄》)，还有至今未见别人译过的《洛雪小姐游学记》(同样是勃朗特之作)呢？”这种书痴心境，真是迷人。
他是极端认真的人，读书、听乐，对于他都是天大的、必须一丝不苟的事。对曾经读过的书，他怀有真情，一如对待离家的子女。一聊起感兴趣的书，虽是在电话里，我也能感到他眼睛发亮，声音也变了。他曾向我借《赵家璧文集》，因其中收有他从前读过的伊林的《五年计划的故事》和《室内旅行记》。我在一本小书里写到捷克画家兹德内克·米莱尔1957年的成名作《鼹鼠做裤子》，这引起了他的回忆，马上托严晓星帮他去买此书的新版。他晚年的文章里，到处都是对书之情、之思、之忆、之盼、之满足或不满。
其实这时，他已经不再听乐，对自己一生中花那么多时间听音乐，他有点后悔。他不止一次对我说：“听音乐把读历史的时间占掉了，我有那么多书来不及读！我现在应该读史。”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音乐没有什么用，当然写成文章还有点用。看来，他是觉得自己对这个世界所起的作用太小，他想知道更多的事，弄清更多的事，也想把长期积累的更多心得告诉世人。但他的时间确实不多了，加上身体不好，白内障严重（动过手术但很快失效），眼睛易花，手又抖得厉害，有时翻书也困难……他要把有限的精力集中在最想看的书上。我曾提到一本极精彩的长篇新作，他略一犹豫，即说：“小说我不看了，实在没有时间和精力了。”他那时主要读传记和回忆录，多是历史方面的书。但他读书计划仍然庞大，在他生命最后几年，还一再表示：“《鲁迅全集》我一定要再读一遍，我相信会读出新的感觉。”
他晚年的文章，集中于一个题目：历史中的声音。他写梁启超，写李叔同，写丘吉尔，写梁武帝，写夏丏尊，写陈歌辛，写苏东坡和张岱，看起来题材分散，其实都是写历史的关键时刻，所留下的让人难以忘怀的几句话，那是人的心声，也是历史的刻痕。他以自己听音乐的敏锐耳朵，在史书中寻觅这心声和刻痕。在一篇《听古人说话》的短文中，他指出了与鲁迅相同的发现：历史中到处写着“吃人”。
他其实有着极为深入独到的史识，但他还未全部写出。我直觉地感到，他的拼命读史，并非只为写一本《历史中的声音》（这一本也没最后完成），他一定有更大的野心。他曾将台湾版黄郛夫人的两卷本《亦云回忆》全书复印，一如过去复印音乐典籍，并曾细细研读。他也向我推荐此书，认为其中有许多历史真相。从这一类准备工作看，他本来是想走得更远的。
辛丰年一生勤奋。他情感丰富，思虑细密，极具才华。他活到九十高寿，晚年的生命质量不低。然而，他仍属“千古文章未尽才”！要说有什么遗憾，我以为，一是他的青年与中年时期，社会动荡，政治运动不断，浪费了他的生命；二是即使到新时期，与他的需求相比，资料仍嫌不足，找书还是不易；三是他读书细，写作慢，做的是深入钻研的工作，想的却是全景式的完整把握，不管对音乐对历史，皆如此，此二者间还是存在矛盾的。
辛丰年下笔极慢，文章不到最好，绝不拿出来。看他发表的文字绚烂流畅，其实是一字字抠出来的，只是不留痕迹罢了。他每一文至少改三遍，每一遍都要一笔一画恭正抄齐，这是他的写作习惯，他就在这样的抄写中推敲文意，抹去生硬痕迹。晚年手抖，抄写更难，但仍坚持这么写。唐代苦吟诗人有“郊寒岛瘦”之说，《读书》的作者群中则惟有他和谷林先生有此“苦吟”之风。但谷林为文所取题目较小，读书极细却以趣味为主，不似辛丰年心怀“大志”而又逐字苦吟。如此看来，辛丰年是最“苦”的一位。但他苦而充实，毕生有追求，眼光一直看着远处。正如严锋所言：“他这一生过得很苦，也过得很好。”
因为他的情感、思想和他的“苦吟”，他留下的文章有独一无二之美，这是无可取代的。音乐和历史，都不会忘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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