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杰明·布里顿（Benjamin Britten，1913—1976年）是英国20世纪最重要的音乐家（没有之一），也是“现代音乐”中最杰出的作曲家之一——这已成为国际音乐界的普遍共识。但是，这位现代作曲家的百年诞辰纪念，无论规模还是吸引“眼球”的程度，显然都无法与瓦格纳与威尔第诞辰二百周年纪念相提并论。这当然反映出20世纪以来音乐创作滑入音乐生活边缘地带的某种现实境况。虽说今年国内首演了布里顿的两部重要代表作——歌剧《彼得·格莱姆斯》和大型交响声乐作品《战争安魂曲》，同时也在专业界举办了一些纪念和研讨活动，但布里顿在国内一般公众中（甚至在音乐圈中）的知晓率依然不算高。至于布里顿之于现当代音乐的意义，以及他对于当下中国乐坛的启示，似乎尚少有人思考过这样的问题。
我个人将布里顿看作是特别意义上的“20世纪莫扎特”。这不仅因为这两位作曲家均以歌剧作为创作中心，也由于他们从各自角度实现了“完整音乐家”的至高理想。在所有出生于20世纪之后的作曲家中，布里顿是保持歌剧创作数量和质量“双丰收”的第一人：他一生共写作16部歌剧，类型极为多样，其中绝大多数经受住了时间考验，在世界各地的上演率远高过其他现代歌剧作曲家（其他两位上演率较高的现代歌剧作曲家是奥地利的阿尔班·贝尔格和捷克的亚纳切克）。与此同时，布里顿是最卓越的现代器乐作曲家之一，他的交响曲、协奏曲和室内乐同样位列上演率最高的现代曲目之列。同时擅长各类歌剧体裁和传统样式的器乐，布里顿之前似乎只有莫扎特胜任愉快。
此外，布里顿又是极为杰出的钢琴家和指挥家，不仅直接参与上演和录制自己的作品，而且还和诸多世界级的表演艺术家合作，这其中包括男高音皮尔斯，钢琴家里赫特，大提琴家罗斯特罗波维奇及其夫人维什涅夫斯卡娅（女高音），男中音菲舍尔-迪斯考，以及著名的阿马迪乌斯弦乐四重奏团，等等。在现代社会专业分工愈来愈细的当下，布里顿类似莫扎特的那种“全面完整性”不啻是音乐界一个醒目的异数。
正因他一生直接参与音乐演出实践，布里顿的创作才从不脱离具体演出的实现可能，并且在孕育构思中也始终考虑表演家与观众的接受可能。在这一方面，布里顿和现代艺术中的“先锋派”立场有很大不同。以勋伯格为代表的“强硬”现代派认为，现代音乐与听众呈敌对关系（这一立场后得到阿多诺等哲学家的理论支持和美学辩护），而布里顿则希望自己的音乐能够介入社会和民众，并身体力行让自己的音乐具有切实有用的“功能”：他为孩童写作（如儿童歌剧《小扫帚》），为电影写作（如著名的《青少年乐队指南》原为纪录片配乐），为他所熟知的朋友音乐家的实际演出写作（如三套《大提琴组曲》和《大提琴交响曲》均专为罗斯特罗波维奇而作），也为一般的普通观众写作（如他的三部“教堂寓言剧”）。他公开申明（1964年7月31日阿斯本奖获奖致辞），“我为我的同胞写作音乐：启发他们，安抚他们，也许感动或是娱乐他们，甚至——直接而有意识地——教育他们。作为社会的一员，作曲家的职责是向同胞诉说，并为他们表达……我希望我的音乐对民众有用，并提升他们的生活。”今天，人们往往痛感古典音乐和公众社会生活之间愈来愈缺乏实质性的关联。造成这种情势的原因也许极为复杂，布里顿这种偏于“传统”的美学立场也显得有些“保守”，但却无疑是一种正视这种情势并努力解决其间困境的主动姿态。
然而，与这种艺术立场上的稳健和保守貌似形成反差，布里顿在创作中从没有丧失应有的现代品质和独特视角。他始终关注现代意义上的人性命题，从而为音乐拓展出前所未闻或罕为人知的表达范畴。他的同性恋倾向是“公开的秘密”，也正因这一不为当时社会所认可的“异类”情结，他非常敏感于孤独个人与群体社会之间的对峙和纠葛。这是布里顿创作中最核心的命题，他的歌剧成名作《彼得·格莱姆斯》是这一主题内容最直接和全面的体现——一位性情孤僻暴躁但又富于幻想的渔夫，遭受歧视和排挤，虽有渔村女教师的深切同情，但最终仍无法摆脱悲剧的命运。布里顿笔下的主人翁，常常是被损害的无辜者（歌剧《比利·巴德》，基于美国文学家麦尔维尔的同名小说），或是有道德缺陷的“反英雄”普通人（喜歌剧《阿尔贝·埃林》，基于莫泊桑的小说）。反战情怀而非英雄主义是他的政治道德主张（基于拉丁礼仪和欧文诗歌的《战争安魂曲》，以及基于美国文学家亨利·詹姆斯小说的电视歌剧《欧文·温格雷夫》），而艺术家的创造焦虑和生命力问题则成为他最后自我反省的主题（歌剧《命终威尼斯》，基于托马斯·曼同名小说）。显然，这些题材和内容都是典型的20世纪文化命题，带有强烈的“现代感”，它们在布里顿笔下不断反复出现——就此而论，布里顿是一位具有强烈现代意识的不折不扣的20世纪艺术家。
然而，在布里顿身上，“现代”并不是“传统”的对立面，两方之间达成协同而非背离。作为偏于声乐的作曲家，布里顿具有高度发达的文学趣味，并因此使自己的歌剧和歌曲创作建筑在牢固可靠的文学传统之上。他所取材的诗人和文学家罗列起来简直是一部欧美（主要是英美）文学名人荟萃——除上文提及的人物之外，尚有约翰·邓恩、莎士比亚、拉辛、雪莱、济慈、柯勒律治、布莱克、丁尼生、兰波、魏尔伦、哈代、奥登……而他在音乐上遥望英国自身的文艺复兴深厚传统，并通过自己矜持、冷静、内敛的精神气质向二百余年前的伟大前辈珀塞尔（HenryPurcell，1659-1695年）致敬，并在英语语言配曲的抑扬顿挫和固定低音变奏等具体课题上向珀塞尔看齐。从技术语言的角度看，布里顿在保持音响效果不落俗套的前提下，从来没有离开“调性”写作，并始终让自己的音乐表述与传统习惯保持内在贯通。于是，他与自己的同辈挚友、前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一道，在20世纪中后叶的音乐世界中成为著名的“保守派”。意味深长的是，在当今的“后现代”情境中，正是这两位“保守派”的作品上演率远高于其他“先锋派”代表人物，而这两位挚友也就此成为当今最有观众“人气”的现代作曲家。
布里顿承继了马勒（他高度看重马勒）、贝尔格（他曾希望拜贝尔格为师但未果）等前辈作曲家的创作态度和理念，并与肖斯塔科维奇（这两位朋友的性情和创作环境其实差异很大）在创作观念上达成认同——音乐不仅是技术创新和音响试验，更重要的是人性经验和生命体验的表达。站在21世纪的当下视角考察，我以为布里顿的音乐创作中隐含着重要的命题，并对包括中国音乐家在内的今人有深刻的启发。这正是我们向这位英国最伟大的现代作曲家表示尊敬和缅怀之意义所在——他的创作命题具有鲜明的现代品质，但他的美学立场却依然处在古往今来伟大的艺术传统中。
京公网安备 1101140201152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