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代,成为女性音乐家是怎样深深的悲哀
听木 于 2017.09.18 16:36:13 | 源自:微信公众号-音乐之友 | 版权:转载 | 平均/总评分:00.00/0

“她弹奏得像个男人一样。” 这曾经是乐评家们对女性音乐家最高的赞美。

这种话,就类似于我们在称赞一位杰出女性时,说她“巾帼不让须眉”。其实,这本质上还是男性话语,还是在以男人的标准衡量女人 —— 男人是标准线,女人只有往上靠的份儿,能靠上一点儿,那就相当不错了。

如果把女性作曲家的地位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中来看,问题或许会变得清晰一点。

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领域争取到权利,是很晚阶段的事情。19 世纪,女人的工作条件极差,工资又低于男人,直到 19 世纪下半叶,女工的休息日、产假才有了规定;1918 年,英国女性才有了“有限选举权”,直到 1928 年才取消了限制;1920 年,美国宪法第十九修正案才赋予女性投票权;在法国,1941 年,堕胎仍被定为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在英国也是很重的罪行,等同于杀婴……在文化领域更是如此,这一男性主导的话语空间最能反映她们的命运。

古典音乐界女性作曲家的失声,只不过是这历史大潮中一条小小的支流。

从身边的亲人、朋友到整个社会,历史上的女性作曲家承受的压力之大,今天的我们可能难以想象。即使有那么几个“出头鸟”,能够突破重重阻碍,一意孤行,其结果很可能是一败涂地——由于社会的偏见,用它来谋生肯定是不可能了,更重要的是,观众不会去欣赏你的作品,也没有人愿意演奏它们。作品无人问津,产生不了任何影响,时过境迁,它们很可能就被历史永远地封存了。尤其在那个年代,观众听音乐只能去现场,大部分作品只会被演奏数次,如果不能引起观众的兴趣,作品很难流传下来。那么请问,这个时候,她还有必要坚持她的理想吗?

妇女解放运动的风起云涌,最多不过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事,这以后,情况或许会越来越好,但是,古典音乐已经发展了几百年啊,巴洛克、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翻过一座又一座高峰,掀起一层又一层巨浪,这期间多少天才女性被淹没,只有天知道了。

她们集体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着前行,偶尔翻出的一朵朵浪花,也多半转瞬即逝,早早夭折了。现在人们提起她们,还总要挂着一个或几个男人的名字:玛丽亚·安娜是莫扎特的姐姐;范妮是门德尔松的姐姐;克拉拉是舒曼的妻子,勃拉姆斯的倾慕对象;阿尔玛是马勒、格罗皮乌斯、魏菲尔的妻子,众多艺术家的情人……

她们无一例外都有着惊人的音乐天赋。这也难怪,假如没了这一点和那些男人的名字,她们可能连历史的浪花都翻不起来了。

当年,莫扎特的父亲利奥波德周游欧洲列国的时候,身边不只带着莫扎特,还有比他大 5 岁的姐姐玛利亚·安娜,他们亲切地称她为“南妮儿”。当时的宫廷贵族们都对她赞誉有加,把姐弟俩看作一对神童。莫扎特不止一次地写道,没有人能把他的键盘作品演奏得像她一样好,父亲利奥波德说她是“欧洲技术最好的演奏者”,她的即兴演奏“精彩得足以让你震惊”。

  • 范妮也有着超越常人的音乐天赋,她的弟弟门德尔松最清楚这一点,他以自己的名义出版了姐姐的六首作品,并且表示,它们比他知道的任何作品都要好。而且,范妮的创作欲望也很旺盛,她创作了超过 500 首作品,发生在她身上有限的一切,她都想用音乐表达出来。在婚礼前夜,她甚至为自己写了婚礼音乐;照顾家人平安度过一场霍乱之后,她又写下了一首“霍乱康塔塔”。

    克拉拉更是公认的天才钢琴家,当时的名声远远超过他的丈夫舒曼,勃拉姆斯、肖邦、李斯特都是她的拥护者。很多人不知道,她还是一位作曲家,14 岁就写了一部钢琴协奏曲。她曾经写道:“作曲给了我极大的快乐……没有什么能够超越创作的快乐……”

    在艺术家庭中成长起来的阿尔玛,很早开始学钢琴,后来又在奥地利作曲家策姆林斯基的指导下学习作曲。这样的艺术熏陶,使得阿尔玛对于艺术独具慧眼,也培养了她的抱负——她希望像她心目中的那些音乐英雄一样。“我想做一些真正了不起的事。”她写道,“写一部优秀的歌剧 —— 一些女人从来不曾做到的事。”阿尔玛的作曲天赋开始崭露头角,她的老师和情人策姆林斯基很中意她的作品,只是感叹道:“只可惜她不是男儿身,这对于她的天赋是有害的。”

    策姆林斯基的担忧并不是空穴来风。要知道,作曲和其他艺术形式一样,绝不是闭门造车,它的孕育和发展需要深深根植于行动。女性就算有超越男性的天赋和能力,她能成长为莫扎特、贝多芬吗?恐怕不能。

    英国作家伍尔芙的作品《一间自己的屋子》,虚构了莎士比亚的妹妹这一形象:她有着和莎士比亚一样的天资,但没有像莎士比亚一样的自由。当莎士比亚去上学,接受教育,她只能抓起哥哥丢下的书偷偷翻几页;当莎士比亚四处去游历、去演戏,她只能待在家里,做做针线活儿;她想要去演戏,却遭到嘲笑;她十几岁被迫嫁人,因为不接受而遭受毒打,愤而离家;她的天赋却成了诅咒,处处碰壁,最后在一个冬夜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对于个人来说,艺术的成长是需要养料的。艺术家需要有丰富的生活经验,需要从环境中吸收营养、汲取灵感,需要对生命、情感有深刻的体验。就像法国哲学家波伏娃在她的《第二性》中说的那样:“艺术和思想活生生的源泉是在行动中。”而这些对于历史上的女性来说,是很奢侈的,她们好像始终活在真空中,而艺术在真空中是发展不起来的。“当集体处于人类等级的劣势中,个人有所作为几乎是不可能的。”

    1769 年,玛利亚·安娜 18 岁,到了该出嫁的年纪,父亲禁止她再抛头露面,他带着莫扎特去了意大利,把玛利亚·安娜留在了萨尔茨堡,作一名钢琴教师以资助弟弟。难道她就这样甘心屈服了吗?好像没有。1770 年,莫扎特从罗马寄来的信中写道:“我亲爱的姐姐,没想到你能作出这么棒的曲子。总之,你写的这首歌曲太美了。”莫扎特还鼓励姐姐继续创作,父亲对此说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当他得知莫扎特在一次音乐会上弹奏的曲子是玛利亚·安娜所作的时候,曾经大发雷霆。

  • 14 岁的时候,范妮在父亲生日那天为他弹奏了巴赫全部的《前奏曲与赋格》,对此,父亲的评价是:“非常好,亲爱的,但是不要忘了你是女孩,所以就忘了公开演奏这回事吧。” 1829 年,门德尔松开始了他的欧洲之旅,范妮只能待在家里,等待着嫁给自己七年未曾谋面的男人。门德尔松支持和帮助过很多女性作曲家,甚至指挥了克拉拉钢琴协奏曲的首演,但是,他并不支持自己的姐姐走这条路。因此,范妮只能写一些可以在家里演奏的小型钢琴曲、无词歌等,而且基本上不会有出版的机会。

    克拉拉从小被父亲当作摇钱树,丈夫舒曼(和社会)期待她做个贤妻良母,又给她生了一大堆孩子,克拉拉不得不担起母亲和妻子的责任。舒曼的躁郁症在婚前已经有征兆,婚后更是越来越严重,出现幻听的症状。她需要在外面演出赚钱,养育六个孩子,照顾丈夫的病情,又要维护舒曼的自尊,不能让自己的成就高过舒曼,这当中的难处有谁能够体会!难怪她曾经说:“我曾经认为自己有创作天赋,但是我放弃了这个想法;一个女人一定不要对作曲充满热忱——至今还没有一个人做到过。我应该希求成为唯一的那一个吗?”

    舒曼住进精神病院后,虽然克拉拉对丈夫的精神崩溃非常痛心,但客观上说,她有了一段相对自由的时期。一有机会,她就把年长的孩子送到寄宿学校,年幼的交给保姆照顾,然后开始到各地演出。这个时候,虽然早已失去了创作的机会和条件,但她还可以在钢琴演奏中找到慰藉,逃避生活带给她的痛苦。

    女性作曲家的地位,到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才有所好转,女性作曲家多了一些,而这恰恰是与整个社会女性地位的提升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即便如此,由于古典音乐几百年来男性占据绝对统治地位形成的巨大惯性,女性作曲家面临的阻碍依然比男性大得多。

    吉塔·格拉多娃(Gitta Gradova,1904–1985)曾经被认为是 20 世纪最出色的钢琴家之一,拉赫玛尼诺夫、托斯卡尼尼、霍洛维茨都是她的拥护者,但是今天的乐迷们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那是因为在1942年,在几场轰动一时的演出之后,她突然从古典音乐界消失了。她的儿子、传记《当音乐停止的时候:发现我的母亲》(When the Music Stopped: Discovering My Mother)作者托马斯·科特尔说,他的父亲给了她很大压力:“在那些含蓄、精巧、不容置疑的情书中,(父亲的)意思是:这份事业(作曲)什么时候结束?”

    这不禁让人想起,马勒在给阿尔玛的表白信中说:“从今以后,你能不能把我的音乐当成是自己的?”马勒说出这样的话,是出于职业上的嫉妒?对阿尔玛缺乏信心?还是男人的自尊?或许这些因素都有,但是不管怎么说,阿尔玛和格拉多娃一样,最后都选择了妥协。而事实证明,这个决定对于她们来说是沉重的打击,她们一生都没从这一阴影中走出来。

    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比如法国六人团中唯一的女性塔耶芙尔,因为父亲不支持自己学音乐,改了姓氏,后来的两任丈夫都不支持她的作曲事业,令她的音乐灵感大打折扣。

    或许你会说,那是她们自己的选择,她们完全可以放弃爱情、婚姻,选择继续创作啊。但问题是,在她们那里,二者为什么一定是对立的呢?男人可以爱情事业双丰收,为什么她们只能择其一?丈夫要求妻子放弃创作,显得再正常不过,反过来呢?

    到头来,还得回到波伏娃的那句话:“当集体处于人类等级的劣势中,个人有所作为几乎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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