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我与知名现代舞编舞家桑吉加交谈，听他讲起三十多年前只身由甘南牧区前往北京学舞的往事。原本习惯于穿长袍在草原长空下高歌热舞的藏族男孩，蓦地进入练功房，穿紧身衣裤在落地玻璃镜前练习压腿和下腰时，曾经颇害羞过一段时日。这让我想到英国电影《跳出我天地》中的男主角比利，初初穿上芭蕾舞练功服的时候，也曾面对来自亲友的质疑以及内心深处的自我诘问。
比利是普通矿工的儿子，父亲更希望他学习拳术以得到健康体魄，而不是去什么芭蕾舞学校，和那些叽叽喳喳的女孩子一起压腿。父亲口中“女孩的玩意”，偏偏是比利的天分与志向所在。他独自去到伦敦闯荡，他期待考入皇家芭蕾舞团，他渴望透过身体语言自我表达，“像鸟一样飞翔”。如此励志电影最终必导向温情结局：父亲与哥哥的成全，奶奶的拥抱，去世母亲的信，芭蕾舞老师的支持，种种都将比利引向追逐梦想的路途，最终成就他在舞台上高高跃起的一幕。那一幕配合柴科夫斯基的芭蕾音乐，惊艳，近乎完美，出自编舞家马修·伯恩的舞剧《男版天鹅湖》。
顾名思义，《男版天鹅湖》舞剧中的角色，全部由男舞者饰演。马修·伯恩根据俄罗斯同名经典芭蕾舞剧改编，沿用柴科夫斯基的音乐，唯更加强调身体的力量与戏剧张力。如今这部舞剧得奖众多，在全世界不同国家与地区的舞台上呈现，而二十多年前，当它在伦敦沙德勒之井剧院演出的时候，却被众多观众及评论人质疑，就像电影中穿上芭蕾舞裙的比利不得不面对质疑甚至嘲笑一样。
马修·伯恩改编的《天鹅湖》之所以初时并不被理解与认可，一则在于其中性别反转的大胆尝试挑战了当时受众的既定审美，二来也因为人们太熟悉于原本《天鹅湖》中王子、黑天鹅与白天鹅的悲剧故事，以至于对这般另类夸张的改写，颇有些摸不着头脑。如今看来，这部1995年首演的剧作，不论剧情或表达方式都已不再新鲜，可置于彼时彼处，却足以让人瞠目结舌。艺术世界的沿革与创新，必得打破旧有成规范式，从文艺复兴到新古典主义再到印象派和立体主义种种，莫不如是。哪怕如今享有盛誉的俄罗斯作曲家柴科夫斯基，在其经典作品《天鹅湖》首演之时，同样曾面对冷遇甚至抨击。
1875年，莫斯科剧院委约柴科夫斯基写作一部芭蕾舞曲，第二年四月，作曲家完稿，至1877年2月在莫斯科大剧院首演。当时的柴科夫斯基已写出几部交响曲和管弦乐作品，在俄罗斯乐坛名气日盛，可即便如此，《天鹅湖》的首演未能将他的事业推高一步，反为他招致批评。演员缺乏排练，布景糟糕，技术欠火候，音乐缺乏连贯性……众多负面评价让《天鹅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遭到冷待，即便1880年后作曲家本人在国内及国外的声誉日隆，也未能改变观众长久以来对于这一舞剧的成见。直到作曲家去世之后的1895年，该剧才因为天才编舞家伊凡诺夫的重新编创以及马林斯基剧院芭蕾舞团的再度演绎而成名，自此历久弥新。
如果比利未敢穿上芭蕾舞裙便放弃，我们怎能见到电影结尾处的华丽跳跃？如果马修·伯恩因演出未及预期而改写剧情，我们怎能见到《男版天鹅湖》中张扬自信的表达？如果柴科夫斯基因为《天鹅湖》的失利而放弃写作芭蕾舞曲，今日的乐迷恐无缘在《睡美人》与《胡桃夹子》等经典名作中徜徉。“梦想照进现实”的事例太少，所以才弥足珍贵。我想，这也是《跳出我天地》上映至今近20年，仍为人津津乐道的缘由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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