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人与邻居、朋友看来，台上和台下的邓丽君并没有太多不同。谦恭孝顺、积极上进、悲悯感恩、不慕权贵……这就是人们眼中的邓丽君。不少分析人士认为，她的这些品格，与当今娱乐圈的是非繁多，形成鲜明的对比——她因此在故去15年后仍然受到怀念。

●孝顺的女儿

在邓丽君的孩童时代，他们一家七口的生活非常拮据。6岁那年，已经“很有表演才能和号召力”的邓丽君，开始在妈妈的陪伴下上街卖唱，为家里挣些买菜钱。9岁那年，她开始跟随父亲原来的战友，到台湾各地演出。虽然每次演出只能得到5元、10元新台币的微薄收入，但对贫寒的邓家来说，这却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一次偶然的机会，台北一家歌厅的老板听到了邓丽君的歌声，觉得很不错，希望她能在课余时间到歌厅里客串一下。当时，邓丽君的父母非常反对，担心她受欺负。不过，邓丽君说服了父母。不久，她就因表现出色，成为歌厅里的“娃娃歌后”，名气越传越大，就连台湾南部的一些歌厅也邀请她去演出。

由于频繁演出，邓丽君正常上学的时间越来越少，成绩一落千丈。1967年，她就读的金陵女中的校领导下了“最后通牒”，要她二选一：要么放弃歌唱，专注于学业，要么休学。出于照顾家庭的考虑和对歌唱事业的热爱，邓丽君决定休学。据她当年的老师回忆，当时有夜总会愿意与邓丽君签约，邀她做专职歌手，但校园生活同样令邓丽君难以割舍。最终，家庭因素被她放在了首位。这位老师回忆说：“我问她父母亲的意见如何？她自己又如何打算？她说因为家庭经济因素，她需要那份工作，如果休学的话就能安心地唱歌。很明显，她是为了改善困苦的家境而牺牲自己，而这个小孩子也真的一直很努力！”

邓丽君成名之后，外界曾对她的父母有过微词，认为他们关注家庭的经济状况胜于关心女儿的前途。面对这些质疑，邓丽君回应说：“不是大人要我唱，而是我自己想唱。”

1972年前后，邓丽君走出台湾地区，到香港、东南亚地区谋求发展。而此时，流言蜚语纷纷传出。有人说她在越南因为私生活放荡，堕胎时流血过多而死；一些香港媒体称，她已经暴毙……这些流言甚至困扰了邓丽君的父母。女儿外出巡演的时候，他们常常寝食难安。但邓丽君本人始终对这些流言保持豁达和从容的态度，以宽容和坦然作出回应：“人反正迟早要死的，真的死了反而就看不到自己死亡的消息了，现在提前看到自己的死讯，不是很有趣吗？……我实在没有话说，只想心平气和地过日子，只要自己没有做错事，又何必在乎别人的恶意中伤？”

作为公众人物，邓丽君对媒体和“粉丝”表现出的宽容和理解，至今仍是典范。很多人说，现在的很多艺人都不够成熟，不懂得如何面对流言蜚语。责骂媒体，指责歌迷，甚至互相揭黑、爆料的情况时有发生。这些现象，暴露了一些艺人个人素质的低下。大陆影视演员孙红雷曾说，国内女演员的整体素质偏低，一些人为了出名，甚至会出卖自己的道德底线。台湾中天电视新闻台总监平秀琳则认为，在当今的演艺圈内，艺人能否站稳脚步，个人素质是否过硬很关键。越是知名的艺人，其在社会上的示范效应越大，个人素质高者将成为“标杆”而受到赞许，反之必将被抛弃。

●上进的歌手

上世纪70年代，邓丽君已成为红透港台和东南亚地区的少女歌手。可就在此时，她的危机感与日俱增：自己在舞台上唱的歌曲越来越定型化，没有新的歌路可走，没有新的唱腔可用。随着观众的要求越来越高，她即使疲惫地全心付出，仍不能换来往日的那些热烈掌声。因此，她一直在寻求突破。

1973年，日本宝丽多公司派人到香港寻找偶像型华人歌手，他们在东方歌剧院发现了邓丽君。与妈妈赴日本考察后，邓丽君发现，日本的音乐水准比港台高得多，那里有完善的歌唱条件、大型的乐团……对她来说，这些都是很好的学习机会。她决定和宝丽多签下5年的契约。

做这样的选择并不容易，因为这意味着邓丽君要抛弃已有的成绩，从头开始。进入日本歌坛后，为尽快融入日本社会，邓丽君除了接受系统的歌唱训练，还苦学日语，不出一年便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

在日本的5年间，邓丽君每天工作12个小时，前后共推出8张大唱片、12张小唱片，而每张唱片都进入了日本歌曲排行榜的前30名。她平均每个月举办一场个人演唱会，每次要唱35首歌。这些经历，奠定了邓丽君的舞台表演基础，同时也促进了华人娱乐事业的进步。

大陆乐评人丁宁曾经评价过邓丽君的国际影响力。他认为，迄今为止，邓丽君在华语乐坛的地位无人能及。从台湾到香港，从东亚到东南亚，邓丽君都能红透半边天。“我认识的一位韩国朋友，并不知道曾经为中国歌迷所推崇的韩籍歌手张镐哲，甚至也不了解当下韩国正在走红的整个一代年轻歌手，但他却知道中国有一个邓丽君。”

1979年2月，邓丽君因使用不符合正规申请途径办来的印度尼西亚护照，被日本“驱逐出境”。这场“假护照风波”，成为她人生中的一次重大挫折。当时正如日中天的她，一下子坠入事业的最低谷。

在打击面前，邓丽君决定暂别舞台，重拾书本，去美国洛杉矶读书。她先是在美国西部的旧金山补习英文和艺术，不久又到加利福尼亚大学开办的英语进修班读书。由于语言天赋出众，邓丽君顺利地通过了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入学考试。于是，她从旧金山搬到了洛杉矶，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学习，主修英文、日文、生物和数学等课程。她曾表示：“读书少是我平生的憾事，所以读书是我多年来的愿望，今日有幸得到了机会，我是不会随便放弃的……我必须下苦功，成绩才能跟得上。”

那时，邓丽君的弟弟邓长禧也在美国留学。多年以后，他曾回忆说：“在‘假护照风波’后，我有一天下午看到她一个人孤坐在窗前，望着窗外的车水马龙，独自掉眼泪。我心如刀割，既难过，又无可奈何……”邓丽君深知，她永远不能放弃歌唱事业。因此，她一直在等待再登舞台的机会。

1979年4月，邓丽君首次在美国旧金山及洛杉矶、加拿大温哥华，举行北美巡回演唱会。第二年夏天，她举办了第二次北美巡演。彩排的时候，她熟练地用日语、英语、粤语、国语与别人交流，让举办者大吃一惊。那次演唱会吸引了大批旅居美国和加拿大的华人华侨，以及很多美国人，往往是她的第一场演出还没开始，第二场的门票就已售完。

对于邓丽君的成就，她的小弟邓长禧曾说：“我对俺老姐还有一份别人不易体会的尊敬，在甜美的歌声和笑容后面还能看到她那满腔力争上游的志气……十余年不是一个短暂的日子，我深深地相信，没有平常一点一滴的努力，我老姐在歌唱方面不会有今天的成就。很多事情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在谈到邓丽君在歌唱事业上的奋斗经历时，香港钢琴大师刘诗昆表示，看到现在中国音乐的某些现状，他感到有些失望：“过去在香港或内地还有一些实力派的歌手，靠自己的实力脱颖而出。如今，随着文化市场与媒体的快速发展，有些艺人可以凭实力成功，但更多的是依靠商业推助和包装，以及媒体的炒作，把自己炒作成名。从一个严格的艺术评判角度来讲，这种炒作是名不副实的。”“如果邓丽君活到现在，看到了当今这些不称职的艺人以及作品，一定会很失望。”

也有分析人士指出，邓丽君毫无疑问是一位歌坛天才，纵然如此，她仍然非常努力。这是一种对他人、对社会高度负责的态度。而这，正是她至今仍被人记住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代巨星邓丽君

●无私的“皇后”

幼时的清贫和磨难，让邓丽君在长大成名后常存感恩之心。她经常参加慰问活动，即使在“半隐退”期间，也从不缺席义演。她以谦和待人、勤勉自持的形象，成为台湾人心中的“义演皇后”。

1969年12月，应新加坡总统夫人的邀请，邓丽君参加在新加坡国立大剧院举行的“慈善音乐会”演出。她一连三晚不辞辛劳地演唱《晶晶》、《采红菱》、《谢谢总经理》、《珊瑚恋》等歌曲，轰动了整个新加坡。同月，应香港白花油药厂董事长颜玉莹之邀，邓丽君前往香港参加《华侨日报》发起的“救童助学”义卖活动。在香港工展会上，她登高一呼就募到了5150元港币，成为当年慈善义卖的“白花油皇后”。

1970年8月，邓丽君再赴香港参加义演，在明爱中心和皇都戏院演唱了一个半月，其间还曾为港九街坊会筹募福利基金。

从1971年2月至1972年8月，邓丽君开始在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等地巡回演出，几乎走遍了整个东南亚。在第一站香港，她不顾原已满负荷的行程安排，连续参加了多场慈善义演；到新加坡后，她又马不停蹄地参加为孤儿院和其他福利机构筹募资金的义演。此外，邓丽君还不断为各种福利基金捐款。直到去世前，她都没有远离慈善事业。

据“邓丽君文教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尹华芳回忆，邓丽君往往会以无名氏的名义捐款给各地的慈善机构，这种做法“十分值得外人学习”。另外，“小姐的乐善好施对家人也是一样的无微不至。小姐无论买甚么东西给自己，例必会买两件，另一件送给妈妈，与她分享。”

在邓丽君去世15年后的今天， “明星义演”、“明星义捐”等已成为让人欣喜的现象。但同时，“慈善”二字也遭到了滥用。上海政法学院学者李绍章曾透露，2004年6月11日，一场名为“希望之声”的“慈善”演出，在四川省成都市体育中心举行，参加演出的有来自港台及内地的12名演艺人员。但这次“慈善演出”活动，不仅未能为慈善事业筹集到资金，反而给当地造成了不小的经济损失，在社会上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李绍章认为，“义演”作为一种非营利性演出，已经被“滥用”，出现了“义演不义”、“义演非演”，甚至借“义演”敛财的非正常行为。在谈及此类现象时，一位邓丽君多年的歌迷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邓丽君的迷人之处不仅在于她的歌声，更在于她的善良和爱心。她在慈善事业上的成就，在今天仍然需要华语歌坛的明星们去努力追赶。

●不变的气节

在时下的娱乐圈内，演艺人员攀附权贵的现象屡见不鲜，招致社会舆论的广泛抨击。而回顾当年邓丽君的种种做法，或许我们能得到更多启示。

邓丽君生前遇到过一位“真命天子”，那就是香格里拉集团的董事长郭孔丞。郭孔丞比邓丽君大6岁，两人相识后很快陷入热恋。1981年，邓丽君举办订婚发布会。她生前的友人回忆说：“那是邓丽君最甜蜜幸福的一段日子，她对这段感情非常认真。”

邓丽君与郭孔丞原定在1982年3月17日举行婚宴会。然而，就在喜帖和婚纱都已准备完毕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变故。在决定结婚之前，郭孔丞带邓丽君回新加坡家中拜见长辈。郭孔丞的祖母向邓丽君提出了3个苛刻的条件：一是要邓丽君拿出详细的身家资料；二是要她终止所有演艺活动，专心做家庭主妇；三是要求她必须和演艺界断绝来往，并与所有男性友人划清界线。

邓丽君的弟弟邓长禧后来在接受采访时透露，实际上，当时邓丽君已决定婚后退出演艺圈。但她听到郭孔丞转述祖母的要求时，感到十分屈辱，摸着订婚戒指，泪流满面。最终，邓丽君毅然退婚，与郭孔丞分道扬镳。

邓丽君去世后，台湾地区将她定位为“爱国艺人”，因为她始终牢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拒绝攀附一个“巨大的权贵”——日本。

20世纪70年代，在日本的5年间，邓丽君虽得奖无数，广受欢迎，却始终不喜欢这个国家。她很少买日本货，除了演出需要，也很少交日本朋友。很多倾慕她的日本男子，都被她拒之门外。尽管条件很便利，但她一直没办日本护照，也不购置日本房产。她说：“我在日本一般不碰日本货，日本汽车确实是价廉物美，但我买的是一辆德国金龟车，不但没有冷气，还是手排挡。同样的价钱买日本车，不知道能换一辆多新式的呢！好多人都笑我傻，其实他们哪儿知道我心里的意思。或许是由于某些民族情结吧，老实说，我讨厌日本，我唯一做的，就是在日本努力赚他们的钱，然后汇回老家。”

在日本期间，邓丽君时刻以自己是中国歌手为荣。为了歌唱事业，她不得不学说日语、唱日文歌，但她坚持不取日文艺名。她还要求，每次在日本公开演唱，一定要有一首中文歌曲，还要穿着中国旗袍亮相。

2009年9月，一个名为《华人明星入外籍都有谁？》的帖子，在网上被争相转载。帖子中列出了多位加入外国籍的大陆著名演艺明星。很多网民对这种现象感到愤懑，指责他们“不爱国”。诚然，是否更换国籍是明星们的自由。然而，在邓丽君的民族气节面前，这样的“自由”是多么地令人不屑！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何相宇、张雷、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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