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音乐评论集《时代的噪音：从迪伦到U2的抵抗之声》中，台湾乐评人张铁志曾深入分析了鲍勃·迪伦从1960年代开始的不同创作阶段。
“《时代在变》在1964年1月发行。正是在这一年，当迪伦写下最好的抗议歌曲时，他也将亲手敲碎所有人自以为是的妄想，开始自我解构众人以为的形象与标签，开始告别革命，不再回头。”在关于迪伦的那篇文章中，张铁志这样写道，“迪伦远行到另一个世界，他一步步展开弑父行动，并与那个虚构的抗议形象彻底断裂。”
2016年10月13日，诺贝尔文学奖颁给鲍勃·迪伦，有人认为这与迪伦“抗议歌手”的标签不无关系。张铁志不这么认为。
“他是一个拥有众多面具并且可以回到过去、预示现实的魔术师。”张铁志对南方周末记者说，“鲍勃·迪伦有个特殊意义：将整个流行音乐跟文学结合在一起，他是最重要的转化者。”
他让摇滚从青春期变得成熟
诺贝尔奖颁给鲍勃·迪伦，我既意外，也不意外。任何人得任何奖都可以是一个意外，而得诺奖更是不同凡响。不意外的是，过去，迪伦作品的文学性被谈过很多次了，他也获得过其它文学奖，比如普利策。
音乐圈对此很兴奋。我也觉得，这个奖不只是对他的肯定，也是对音乐作为一种严肃艺术的肯定。其实是肯定了“歌词是可以有这样一个高度的”这件事情，而且它本来就有。
诺贝尔文学奖以前颁给过丘吉尔，说他的演说有文字的力量，现在还是有争议。但我觉得，的的确确，文学在生活的很多层次中被表达。什么是文学？这个奖会引起讨论，这也许是另一个重要的意义。
鲍勃·迪伦有一个特殊意义在于，将流行音乐与文学结合在一起，他是这方面最重要的转化者。他结合了两种传统，一是作为正统文学的传统，比如惠特曼、“垮掉的一代”，另外是关于草根民歌的传统。从来没有人像他这样，把两种传统进行结合。
颁奖词里说：“鲍勃·迪伦在伟大的美国歌曲传统中开创了新的诗性表达。”迪伦非常用功，他从年轻时开始听美国20世纪初草根的民歌，也就是蓝调民谣。蓝调民谣其实是劳动者的语言，是不同土地上的歌，这是所谓美国伟大歌曲的传统。
但民谣在鲍勃·迪伦之前，文字都比较简单。很少有人像他有这么多绮丽的意象，把真实的历史人物与虚构人物交织在一起，把大家带到一个很难想象的新世界，比如他有首歌叫《琼斯先生》，那是一个虚构人物，迪伦用琼斯先生，来解释美国1960年代中期的变化。
再比如他早期的作品《暴雨将至》，在民歌叙事传统中加入很多超现实的意象。这种超现实的意象，在他创作中期，也就是1965年之后创作的那些摇滚乐作品上体现得更明显。
摇滚乐是1950年代开始的，它是关于青春、关于女孩的这些东西，直到鲍勃·迪伦，才让它整个转变了，从青春期变得成熟。
谁说文学一定要躺在纸面上呢？
我无法抛却音乐来评价迪伦的歌词，我没有这个文学评判能力。我只能说，他的歌词，配上他的音乐就有无比强大的力量，这本身就是很大的意义。文学为什么一定只能躺在纸上面，而不能用不同方式被诠释、演绎呢？如果所有人都有共识，迪伦的文字在他的吟唱之下，可以召唤人心、可以冲击时代，那不就是文学的力量吗？
其实迪伦早期的歌曲，是先发表歌词的。当时有本杂志叫《Sing Out》，是纽约民谣圈的杂志，会登歌词。迪伦有好几首歌词，都先发表在上面，还写注解。
他的第一张专辑没有红。第二张专辑出来时，他的歌词早就跟着单曲发表了，他已经受到大家重视了。
鲍勃·迪伦的创作有很多变化。最早是所谓的“抗议歌手”时期。其实抗议歌手时期，都有好几个阶段，先是模仿跟学习、改造时期，比如第一张专辑；从第一张到第二张就是一个蜕变，他把超现实主义的歌词放到抗议歌曲的传统里；接下来，更摇滚化，这是在1965年、1966年；再接下来他消失了，复出时是比较内省的。
我感觉，他的风格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有一些混乱，有不同的尝试。1990年代特别是中期后，他回到早期的民歌传统去。最近20年他更往回走，那是他听音乐的起源，我们看到他不断挖掘传统，甚至专门出翻唱老歌的专辑，所以这20年他又在寻根，从根源上重新创造。
鲍勃·迪伦是庞大的谜团，对我们音乐爱好者、研究者来说，他像一个幽灵，我们要不断跟他搏斗，我们还有太多不了解的东西。他既然还在不断创作，我们就要跟他搏斗下去。
鲍勃·迪伦之外，美国也有一些用音乐诗意表达的高手，我自己很喜欢派蒂·史密斯，跟迪伦比较接近，而且她是先写诗，朗读的时候加上一把吉他。她获得过美国国家图书奖，也是受到最高文学殿堂的肯定。
跟史密斯比，迪伦的东西用了更多典故和比喻，把美国的不同历史重新拼凑、组装，放置到一个奇异的世界。有一本著名的写迪伦的书叫《古老的诗意的美国》，也这么分析过。另一位同样很伟大、进行诗意表达的，是莱昂纳德·科恩，他简单直接，用很好的文字写他对世界、对爱情的感受。迪伦则很有历史意识。
他和崔健，都是巨大的谜团
我从小听摇滚，但到大学以后，才对迪伦有比较大的关注。那时我研究美国1960年代的青年反叛文化运动，发现音乐和社会变迁这么紧密，才去关注研究鲍勃·迪伦。
留给我最深印象的是《暴雨将至》。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在一部电影里：《7月4日诞生》，汤姆·克鲁斯演的反战电影。那时我大概十八九岁，觉得好听，就去了解歌词。他的歌曲，有点像我理解美国1960年代的钥匙。
鲍勃·迪伦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我想其中一首是《战争的主人》，是史上最愤怒、最犀利的抗议歌曲；另一首是《瘦人之歌》，歌词有这样一句：“有些事情正在发生，但你不知道是什么，是吧，琼斯先生。”这句话可以用于每个转变中的时代；还有一首《自由的钟声》，被称为他最后一首抗议之歌，但它不是一首传统的抗议歌曲，而是一首为边缘人、弱势者发声，充满奇异闪光的歌曲。
我看过两次鲍勃·迪伦的演唱会。2002年我刚去纽约念书，在一个户外演唱会看过。那一次有很多老嬉皮穿着迷彩衣服在现场，我能闻到大麻味。仿佛他们在重返他们的青春，而我是个意外闯入者。
再一次，是他四五年前来台北。那次坐得比较近。跟很多人一样，我有种熟悉又陌生的感觉。他从来不用他原来的方式演绎歌曲，他常常挑衅他的观众，你常常听了很久，才发现这其实是那首很著名的曲子。他从不娱乐观众，他在挑战，给你新的感受。
鲍勃·迪伦对全世界影响都很大，当然中国大陆比较特殊，因为大家接触他的音乐比较晚。台湾是脉络比较清楚的，民歌运动直接受到鲍勃·迪伦影响。
我们知道，中国一开始的摇滚乐其实跟民谣非常接近，1990年代初有唐朝乐队，也有张楚，还有老狼的校园民歌，鲍勃·迪伦对他们，都有一定影响。
崔健跟鲍勃·迪伦都是谜团，他们的歌词中充满很多谜。当然他们是不同的脉络、不同的文化，但确实在地位上有某种相似性。崔健也是从民谣开始，受西北风影响，从草根民歌转变成摇滚，而且不断探索新的可能性。
他们各自充满开放式的诠释，并不直白地谈爱情或者直白地谈政治，都是让大家不断去猜测这些譬喻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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