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以欧洲古典音乐为主体的音乐有时也被称为高雅音乐，高处不胜寒，高雅音乐有何资格可以被称之为“高雅”？刨根问底的诘问恐怕会令很多人语塞。

中央音乐学院的周海宏教授在其《有关“高雅音乐”与“通俗音乐”审美价值问题的分析》一文中谈及“‘高雅音乐’为什么是‘高’的”时指出，虽然审美价值判断具有很强的个人主观性，不过由于“人类存在着共同的生理与心理属性”这就“决定了人的审美心理活动是有规律的，存在着对于广泛群体都普遍适用的审美原则。”又由于“人类总是希望自己的能力向着更高的方向发展”，相对而言，高雅音乐自身形态的复杂所带给人们的感性体验的丰富及处于支配地位的艺术家认可感染力强的作品的导向性作用的存在，所以高雅音乐是高的。这一逻辑是合理的，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有误，即高雅音乐的感染力比通俗音乐丰富。如果果真如此，那么为什么现在高雅音乐却面临“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的尴尬处境，而通俗音乐却大受欢迎呢？

这里很关键的一点其实是，通俗音乐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其更应该算是一门综合艺术，而非一种音乐类型。它不像高雅音乐那样是一种较为纯粹的音乐形式。其将舞蹈、服装、灯光、舞台布景，甚或者有时还有烟花、功夫等元素糅合到了一起。固然高雅音乐并不只是黑灯瞎火地通过音符触动听众，不过与通俗音乐中这些元素的个性、丰富与多变相比，高雅音乐显然因为受到某些约束而多显中庸。应该说通俗音乐的感染力其实并不弱于高雅音乐，由于糅合了更多的元素其感染力有时甚至更强，只不过其感染力并不单纯都是由音乐所引起的。以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通俗音乐作为参照系认为高雅音乐的感染力更强似乎尚可，但从现今通俗音乐的整体态势来看这一观点显然已显陈旧。实际上，高雅音乐对通俗音乐的优势不在于其感染力的强，而在于其感染力的高，这不是一个影响力大小的问题，而是一个层次问题。

由于具有明确的表意性，作为音乐内容的重要表现方式，音乐中的文学性成分显然是定性音乐作品是否高雅的重要依据之一。在中国，高雅音乐这一概念的出现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其目的是与当时出现的“靡靡之音”的通俗音乐相区别。从雷锋、焦裕禄、邱少云的无私奉献舍己利人的高尚品格到爱情主题的大量出现，从利人到事己，音乐所表达的内容改变了，精神追求的层次降低了。当年《军港之夜》受到欢迎是因其回归了我们久已压抑的人性之真，而不是因其歌词中体现出了较高的道德追求。高雅音乐这一叫法其实是中国人观念中根深蒂固的雅俗之辨的思想观念在时代格局的变化下出现的，其有着浓重的中国特色。从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中合唱部分的歌词到瓦格纳的《尼伯龙根的指环》的情节，作品中的文学性因素所表现的内容或崇高，或深刻，其肯定的都是人性的正面力量，是受到人们普遍认同与推崇的。

在群体社会中，人性的礼让或者奉献取代动物性的你争我夺，人伦道德的脉脉温情取代丛林法则的残酷血腥，理性节制感性无度的挥霍奢侈。这些超动物性的人的道德精神是人们在生存本能的支配下所作出的利己性选择。高雅音乐的“高雅”之处在于其所表现的内容体现出了达到某种层次的、可以对我们的社会产生积极影响的人的社会性良性文化因素。通常来说道德是这些良性文化因素的集中凝结，很多严肃音乐的音乐人有着很好的正面形象，而不像许多娱乐圈的人一样吸毒、嫖娼、乱性，正是因其有着很好的道德自觉。高雅音乐所以“高雅”的原因除了其作品中所体现出的良性文化因素以外，音乐人的道德修养也影响着人们对于其所从事的音乐类型的认识。不同音乐类型的层次高低通常主要是由与之相关联的道德层次的高低所决定的，这当然不只体现在音乐作品本身，对于音乐大多一知半解的大众来说，音乐形态自身的复杂不是判断某一音乐类型层次高低的优选标准，而是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道德。与交响乐形式的繁复相比，古琴音乐的形态简单得多，单论音响的感染力很有限，然而跻身非遗的古琴音乐地位却很高，这是由其优良的、深厚的文化底蕴所决定的，文人的道德品格与人文修养，羽化登仙般的精神意境追求使得其不落凡尘飘然于尘世之外。

实际上，端庄的仪态，华美的服装，精美的乐器和气势宏伟的剧院建筑对于大众的直观刺激也是影响大众判断的重要因素，不过高雅音乐的富有道德高度的思想与精神内涵才是其能被屡功而不破的最坚实的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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